马司都要派人来这里站着，足足十五年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过问，这里为何要派一个人来。”
“十五年了，就没有一个人问一问，大家十分默契地每年都要派人。”
“为何不问？因为正衙钟鼓楼是朕下令建造，朕偶尔要去看看，五城兵马司就有一个困局，往常都派人，现在不派了，谁下的这道命令，谁就要承担责任，万一朕这个皇帝问起来，他就要承担责任。”“这就是僵化。”
朱翊钧前世听闻过一个大英百年哨兵的笑话，就是为了提醒路过所有人，油漆未干，不要触碰，而大明也碰到了完全类似的情况，让朱翊钧十分地唏嘘。
这种僵化是方方面面的，比如：大明河漕的问题，很早之前，朝廷大臣、皇帝就发现了。
而且在正统、弘治、嘉靖、隆庆年间，朝廷都试图通过再开海漕去解决问题，但最终都无法解决，而僵化背后的驱动，就是没人愿意为此承担责任。
海漕改不好，北方粮草供给出现问题，要承担责任；海漕改得好，河漕又出现了巨大问题，毕竞河漕百万漕工衣食所系，绝非虚妄，这近百万众的生机，就是朝廷必须要考量的问题。
设想很美好，漕粮耽误了大运河的运力，释放运力后，大运河沿途会焕发新的生机，但没人有这个决断，谁知道会不会变得更糟，变糟的时候，谁出来喊停，谁又为此承担责任？
这就是僵化的源头，无人愿意承担责任。
而这个责任问题，在万历年间由皇帝本人承担，万历元年开始，张诚、张进两个宦官私自对西班牙来的大帆船进行了抽分，皇帝包庇了张诚和张进，万历开海的大幕正式拉开。
太子朱常治的问题真的非常好，为什么要出让近海贸易给民间，这就是所有的理由。
“父皇，孩儿还有不懂，大司寇的目的是禁绝聘、彩、嫁妆之奢靡之风，为何只限制官吏、军兵、工匠？”朱常治问出了第二个问题。
看朝臣们的反应，这王家屏也是个地道的读书人，手段非常毒辣，但朱常治还是略有疑惑：既然要降低婚姻的门槛，让更多人成婚、增加生育，为何只禁官吏、军兵、工匠这些人呢？
要禁就都禁，哪有只许百姓放火、不许州官点灯的道理？
在万历维新略有成功后逐渐长大的朱常治，作为见惯了皇帝威权下，群臣只会磕头喊万岁的太子，对官僚其实并不了解。
孝宗让权后的大明官僚，才是官僚本来的面目；万历维新后皇帝实行一元专政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