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唐朝市舶司制度出现之后，唐宋两代数百年的时间，中国的海贸非常的繁荣，涨海声中万国商，说的就是泉州，一直到了元朝，因为南粮北运的巨大需求，海漕非常的繁盛。
洪武年间，太祖高皇帝下旨禁海，这种禁海，让民间航运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，民间海贸的处境变得不再合法，规模开始缩小，永乐官船官贸，进一步打击了民间航运。
而永乐十三年又发生了一件事，废海改漕，就是改海运为漕运，导致海船制造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之中。漕运兴盛，海运变得逐渐昂贵了起来，到了宣德九年，制造海船的匠人已经少之又少，因为事关大明命脉的河漕更加重要，许多匠人转为制造河船，而非海船。
民间海贸规模的缩减、海漕改为河漕导致了海船制造规模缩减、水手减少，匠人都没有，海运船只维修都变得困难重重，更别提新船制造了，当进入向下循环的时候，就变得困难起来。
无论是大明还是西班牙，维持一支强悍的足以镇压一域的水师，都是需要庞大的民间海贸来作为支撑。洪武年间虽然禁海，但朝廷的官船官运规模相当的庞大，主要是通过运军和船户来维持，因为当时大明在辽东屯垦，超过十几万卫军，需要庞大的粮食周转，在洪武年间运军和船户加起来足足有八万余人。而到了宣德年间，平江伯陈暄上奏言官船官贸下西洋之事言：
南京及直隶卫所运粮官军，递年选下西洋，及征进交趾，分调北京，通计二万余人。又、水军右等卫官军，今年选下西洋者亦多，俱无军拨补。（明宣宗实录卷64）
在宣德年间，想要下西洋，已经没有运军可以拨补了，无人可用就是现实的困境，一如现在，太子要扩产扩军，无人可用，就是让朝廷束手无策，以至于王次辅连奸计都拿了出来。
在宣德之后，朝廷再想下西洋，要挑战大明禁海的祖宗之法，要培养新的产业工匠、水手、舟师、船长等，还要面对巨大的投入，这些阻力让财用大亏的朝廷不得不慎重。
“而且朝廷的僵化，超过了你的想象。”朱翊钧又谈到了另外一个问题，朝廷的僵化问题。朱翊钧眉头紧蹙的说道：“东华门外正衙钟鼓楼，万历十一年十二月初七修建完成，靡费一百二十万银，朕去了，发现楼梯扶手要修补油漆，文成公王崇古就下令补漆，并且遣人看守。”
“去年，朕再登正衙钟鼓楼，那个地方，还有人站着看守。”
“朕就问看守之人，为何要在此处？此校尉并不知何故，只知道五城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