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始终是个善于“自省”的人，讲究的是“反躬自问，休怪他人”，接二连三的打击，在人性驱使下，也归咎于他人。
如果陛下没有在建元元年、元光五年两度选公孙弘入朝，没有给予公孙弘拜相封侯的可能，世事绝不会如此艰难。
董仲舒知道“时运”的神奇，知道陛下拜公孙弘三公相位，褒以列侯爵位，是为了打破开国功臣集团对公大夫的垄断，为世人铺设一条进身之阶。
陛下执政时，也多有削弱相权，力求相权成为皇帝、皇权的附庸，丞相，成为泥塑、木雕。
可惜，相权树大根深，从大汉立国之初就生成的缺陷，难以一朝一夕改变，陛下的水磨工夫还没到家，上君就崛起了。
当然，董仲舒也知道，这一切都源于陛下那句对上君“子不类父”的评价！
没有这个评价前，上君是倾向于儒家的，不论是公羊家，或是穀梁家，都属于儒家，“肉烂在锅里”，也比“煮熟的鸭子飞了”好啊。
因为评价，丢掉了皇权，陛下也是古今天下第一人了，到了后世，怕是没有皇帝再敢这样评价太子储君了。
君臣的心思、腹诽，几近浮于表面。
吾丘寿王看了董仲舒一眼，又望向刘彻，长嘘一口气，“陛下，如‘太甲故事’吧。”
别折腾了。
这就像“双套结”，越折腾越紧，不如老实下来。
都说上君放陛下，是伊尹放太甲，伊尹放逐太甲，摄政当国，到了又迎回太甲授以了朝政。
伊尹是商汤的右相，在商汤到太甲时期一直是商朝国柱，太甲是商汤孙，商汤长子太丁早逝，死于商汤前，是以，商汤死后，兄终弟及，太丁弟弟外丙、仲壬先后继位商王，接连不久死，太甲继为王。
然而太甲为王年，不修德政，昏暗暴虐，破坏了商汤法制。
伊尹多次规劝太甲未果，于是，伊尹采取断然措施：在商汤墓所在地桐建了一座宫室，称为桐宫。
他把太甲送入桐宫反省，桐宫地处商汤墓地，气氛庄严肃穆，除了守墓人，一般人不得进入。
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太甲除了诵读伊尹专为他写的教材《伊训》、《肆命》、《殂后》，根本无事可做。
其中，《伊训》是伊尹对他的告诫，《肆命》是教他怎样当政，《殂后》是商汤的商朝律法制度。
苦难之下，太甲终于意识到自己错误的根源和被放逐的原因，从迷途中觉醒过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