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居正对皇帝非常地了解，陛下的果决，张居正见识了不止一次，他用最后的力气，保住了京堂百官，他能做的也就这些了，其他人，他真的无能为力了。
自官选官之下，皇帝无论如何都要进行一次大清洗，不是张居正最后拦了一下，这些官选官也是清洗的目标。
原因非常简单，因为万历维新的分配，已经出现了一些十分明显的问题，大明势豪，或者说占据了统治地位的这些肉食者们，其财富增长率，远超大明朝的财富增长率，这代表着分配上的极度失衡。按照理想状态，大明财富增加，这些财富应该均等地分给大明天下的每一个人，也就是大明通过征战、开拓、海贸等等手段，掠夺的海外财富，应该通过修建驰道、疏浚水道、投资建设官厂、丁亥学制等等手段，均等地分给每一个人。
而肉食者们分配了大头，部分有产者和穷民苦力，就喝了口汤。
这种分配方式，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，导致了怨气的不断累积，如果这些势豪，他们还忠于朝廷、忠于大明，皇帝还能容得下他们，但如果他们已经背叛，那就是肃反的对象了。
张居正、朱翊钧都十分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点，对于如何纠偏，二人是有分歧的，皇帝主张杀，太子说过：杀人不管用是因为杀不完，若能杀得完，杀人就管用；
张居正主张利用大明律、天变承诺等等方式，以较为温和的方式调整分配。
每一次皇帝到安国公府蹭饭，这种分歧就会重演一遍，而且谁都说服不了谁，都是为大明好，而且真的是为大明好，就很难说服对方。
张居正现在走了，皇帝彻底放开了手脚，这就是朱翊钧在张居正临终前说的那句，他会做的更加过分，那就没人会骂张居正了。
而且还有一个问题，是大明当下必须要面对的。
随着万历维新的推动，以铜钱、白银、黄金为锚定的贵金属货币，已经无法充当一般等价物让货物充分流转，在万历二十六年，在货币上十分保守的皇帝，也不得不正式开始超发宝钞。
宝钞的本质是债，也就是说从超发的这一年，大明财税，转为了债务性驱动，也就是寅吃卯粮，赌未来的经济增长能够覆盖债务的利息，赌技术进步。
在这个现实问题之下，皇帝自然要更加暴力地推动分配的变革，让万历维新的财富，更加普惠到万民，唯有如此，才能让债务驱动能够持续下去。
具体而言，就是培养更多的人才、更多的作坊工坊、培养更多的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