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家屏给皇帝的是一本非常古怪的奏疏，其中提出了聘礼彩礼禁令，以尚节俭的名义，严格限制婚嫁奢侈之风，禁止聘礼彩礼风俗，这种办法要是有用，太祖高皇帝就办了。
洪武五年四月，朱元璋下圣旨昭告天下有言：婚姻，古之所重，近代以来，狃于习俗，专论聘财，有违典礼。并且在《大诰》第二十二条《婚姻》中，规定废除了所有的胡礼，不得兄收弟妇，弟纳兄妻，子承父妾等继婚制。
大明律进一步规定，上户、中户、下户、佃户婚丧嫁娶的聘礼和嫁妆数量合银不得超过十六两，此为明文规定，违者严惩。
但这事儿，办到了一半，在洪武年间，就已经成了沉睡条款，因为下旨无用。
圣旨从来不是无所不能的。
事实上，也不是大明为这事儿头疼，比如唐太宗李世民也头疼，颁布过《令有司劝勉民间嫁娶诏》，唐高宗在显庆四年，对聘礼、彩礼、嫁妆等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。
诏曰：天下嫁女受财，三品以上之家，不得过绢三百匹，四品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，六品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，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，皆充所嫁女资装等用。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。
但是这些圣旨，和朱元璋的圣旨，一道变成了沉睡条文。
司马光和王安石早些年是挚友，后来因为是否需要变法，变成了死敌。
司马光回朝后废除了王安石所有新政，唯独保留一条，即婚嫁费用不得超过百千钱。
这是当属福州知州孙觉在福州行的律法，后来被王安石纳入了新法的章程之中，而司马光不废这条的原因也非常简单：厚嫁之风日盛，人不婚宦，天下倾颓。
这算是二人到了晚年，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了。
连宽纵的元代，元成宗在大德八年下诏：近年聘财无法，奢靡日增，至有损资破产，不能成礼，甚则争讼不已，以致嫁娶失时，颁聘财等第；规定了聘、彩、嫁妆的上限，不得超过一千钱。
打压民间婚姻嫁娶奢靡之风，是历朝历代的共识，原因司马光也说得非常清楚了，婚嫁的奢靡之风，直接导致了婚姻的门槛过高，女子过了婚龄不嫁，男子无力娶妻，都不生孩子，国朝必然崩溃。编民齐户，其实为了四样：户籍、田赋、徭役、兵役，人不婚宦，这四样都要崩溃，连元代都受不了这种婚姻大肆操办引发的社会问题。
降低婚姻的门槛，让人人都能婚娶，这人口自然就上来了，而且增长速度很快，可这门槛，哪有那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