门标签。人们不再讨论系统调节理论的复杂性，他们只看到一种有效的癌症疗法要被夺走。患者组织、家属团体、甚至一些原本中立的医生和学者开始发声，压力如潮水般涌向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。
霍顿和医药巨头们试图反击，他们通过行业媒体发表文章，强调“安全性未经验证”、“长期风险未知”、“不能因个别案例动摇整体监管原则”。但这一次，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更汹涌的浪潮中。
资本市场的反应最为直接和残酷。随着舆论发酵，以及做空机构的报告（传闻与科尔伯特的对冲基金有关），此前上涨的医药巨头股价开始掉头向下。投资者意识到，k疗法的退出不仅没有消除竞争，反而可能引发巨大的政治和声誉风险，甚至导致这些公司在顶尖客户和人才心中信誉破产。更糟糕的是，如果政府迫于压力改变政策，他们之前的游说努力将白费，甚至可能遭到反噬。
压力，开始沿着权力链条向上传导。
唐顺接到了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（hhs）一位高级官员的非正式电话。语气前所未有的客气，甚至带着一丝急切。
“唐博士，我们注意到近期围绕k疗法的一些沟通上的困难。部长先生非常关心美国患者的福祉，尤其是那些正在从该疗法中获益的患者。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个建设性的方式，确保治疗的连续性。”
唐顺按照既定口径回答：“感谢您的关注，治疗连续性的中断，源于系统调节理论整体合作环境的不具备。我们始终坚持，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是全面的、基于相互尊重和科学原则的。”
“我们理解贵方在理论认可方面的关切。或许我们可以先从k疗法的紧急授权延续开始讨论？这是一个独立的医疗产品……”
“对不起，”唐顺温和而坚定地打断，“k疗法不是独立产品，它是系统调节理论在肿瘤领域的具体应用实践。剥离它，就像要求只使用发动机而拒绝整辆汽车的原理图纸和安全标准。我们无法接受这样的分割授权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良久。“……我明白了，我会转达。”
类似的非正式试探，也从英国卫生部、澳大利亚卫生部等渠道传来。口径越来越软，底线开始模糊。他们开始谈论“重新评估监管框架的可能性”、“举办专家听证会”、“建立特批通道”。
但杨平团队的回应始终如一：全部，或者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