流民四起，黄巾蜂合，终致板荡。此皆积痾难返之疾也。』
斐潜微颔首，放下茶水之后，又缓缓地说道：『孔明所见，乃世人皆睹之其然也。然徒知其然，犹见病者熇热咳嗽，遂断为风邪，未深究其何以中风邪，体气何以虚羸至此。』
诸葛亮肃容而道：『愿闻主公指教。』
对于诸葛亮自己来说，他从山东琅琊到了荆襄，又从荆襄到了关中，再从关中去川蜀，然后如今再返回到了河洛，可以说以他这个年龄，比其他同龄人的阅历都要更加丰富，这也造就了当下的诸葛亮已经和历史上的同期诸葛亮，有了很大的区别。
不仅没有羽扇纶巾，诸葛亮当下还多了几分的贴近军伍的彪悍气息。
至于那『小儿也知』的狂傲，更是一点都没有。
诸葛亮现如今比历史上要更早地接触到了民族矛盾，乡绅土著，也更加地清楚大汉的弊病不仅仅在上层的统治者，也在乡野的实际掌权者身上。
其实在历史上，诸葛亮的『隆中对』，已经展现出了他的一些朴素的『人本民重』思想……
这或许也正是历史上诸葛亮思索许久考察各地诸侯再三，最终却选择了刘备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毕竟历史上的刘曹孙三人，也只有刘备才更接地气一些。
诸葛亮将这『人本民重』的思想，描述为『天时地利人和』。他强调『人和』胜过『天时』，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是很超前的理论。
当然，后世键盘侠恐怕又会叉腰表示这算是什么，三岁小儿也是知晓云云，但是和同时代的其他那些东汉名士一比较，就能知晓诸葛亮的这个理论有多么领先超前了！
要知道东汉冀州豫州，这些所谓当时文华鼎盛之地当中的很多学者名士，还沉浸在寻找『涂高』之中……
同时历史上的诸葛亮，也很重视经济和民心的关系，提出了『内修政理』，这在后来他治蜀的过程中，也确实体现出他在这理论上的实践行动。
只不过诸葛亮的『待天下有变』也暴露了其被动性，不够积极主动的去解决问题，或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解决，只能是被动的等待。至于诸葛亮对于荆州之地的过于理想化，川蜀两头堵的战略失衡问题，也是致命的缺陷，就属于军事上的不足了，不再赘述。
斐潜看着诸葛亮，缓缓说道，『欲穷事理，当循四问。一曰问其然，状何如也；二曰所以然，何以至此也；三曰如何然，当何以易之；四曰然何如，既易之后复何如，利害须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