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长贵从灰驴上跳下来，走到老汉身边。
他没有说任何宽慰的话，只是伸手探了探老汉的鼻息，然后转头看向队伍两侧。
在那里，每隔五十步，就有一名身穿黑色罩甲的净军士兵，手里端着装有刺刀的火枪，冷冷地盯着他们。
“把他拖到路边。”李长贵对着旁边两个汉子摆了摆手，“别挡了后面大车的道。”
这是军法。
孙传庭定下的规矩：行军途中，死者弃于道旁，由后军专门的收尸队负责焚烧掩埋；活人绝不允许停下脚步哭丧，更不允许脱离编制。
十一人为一甲，一人逃跑，十人同斩。
这等严苛到变态的连坐法，硬生生地把这群饿得发慌的流民，捏合成了一支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行军方阵。
“县尊老爷……”一个汉子咽了口干沫，凑近李长贵，“咱们真能走到直隶吗？听说朝廷在天津卫堆了金山银海的粮食，可是……太行山那么难翻，咱们这三千人，还能剩下一半吗？”
李长贵翻身上驴，用袖子擦了一把脸上的黄土和汗水混合的泥浆。
他看着这个汉子，眼中闪过一丝疲惫。
“你想活命，就闭上嘴，跟着走。”
李长贵不是在安慰灾民，他是在算计自己的官帽子。
朝廷下了明文邸报，凡是能把本县灾民安稳带出太行山的知县，吏部京察直接记“卓异”，就地拔擢两级！
两级！
那可是知府、道台的乌纱帽！
为了这个乌纱帽，李长贵这一路上简直比这些流民的亲生父母还要上心。
他亲自提着刀砍了两个企图克扣灾民口粮的里长，又把县衙里最后一点粮食全带上，准备路上熬粥。
他不在乎死多少老弱病残，他在乎的是，队伍里必须保留足够数量的青壮年，作为他到京城换取官帽子的筹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