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实在揭不开锅了才出此下策。”
沈莫北静静地听着，没有出声。
“我当时心软了，想算了，但科长说——不行，他说，偷东西就是偷东西，不管你有多可怜，犯了法就要承担后果。这是规矩，后来他把那两个工人移交给了司法机关，一个判了一年，一个判了八个月，临走那天我去看了他们，其中一个工人的媳妇抱着孩子在法庭外面哭，哭得撕心裂肺，我看着那孩子——才两岁多，话都不会说，就趴在妈妈怀里看着我，眼睛黑亮亮的。”
他的声音越来越低，低到像从地底下渗上来的水，冰凉而缓慢。
“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做了件正确的事——虽然难受，但规矩就是规矩，法律就是法律，可后来呢？后来我自己犯了比那两个工人重得多的罪，却以为可以用权力和算计把自己永远藏在法律的射程之外，我亲手把刘永强打成了右派，看着他被押上卡车遣返回老家；我胁迫孙桂兰篡改档案，把她从棉纺厂调到纺织局，控制了她整整六年；我在轧钢厂策划盗窃案，想用栽赃的方式把陆建川和张建国搞下去——哪一桩哪一件，不比偷两捆棉纱严重得多？”
他抬起头看着沈莫北，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里已经没有了任何遮掩。那是一种被掏空了的、近乎透明的疲惫，像一个人在悬崖边上站了太久，终于松开手掉了下去，却发现底下不是深渊，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平静。
“可我却觉得，法律是管别人的，不管我，法律是管那些偷棉纱的工人的，管那些在街上打架斗殴的混混的，管那些不识时务、不懂变通的蠢人的——但管不了我，我有权力，有人脉，有算计，有手段。法律在我眼里，从来不是一道红线，而是一件工具。我帮人脱罪的时候，法律是我送的顺水人情；我收拾对手的时候，法律是我手里的刀子；我向上爬的时候，法律是我脚下的台阶。我有这些，法律当然管不了我。”
他的手指在铁桌上轻轻叩了一下，那一声很轻，像是叩在了某种看不见的边界上。
“可现在我坐在这里，手上戴着铐子，等着法律给我最后的裁决，我才发现——法律从来没有放过任何人。它一直在那里，像一堵墙，你以为你可以翻过去，可以绕过去，可以挖地道钻过去，但你终究还是撞在了墙上。”
讯问室里安静了很久。日光灯管的嗡嗡声不知什么时候停了，四周静得能听见远处走廊里警卫换岗时靴跟碰在一起的声音，和更远处某个房间里有人翻动纸张的沙沙声。
严世铎靠在椅背上，整个人像被抽